光明日報記者 劉勇 光明日報通訊員 李曉岑

(資料圖)

中華民族最早的龍崇拜從何而來？世界第一塊真玉背后反映出怎樣的文明新高度？8000年前的西遼河流域孕育了怎樣的中華文明之源？不久前，以“八千年西遼河文明之光”為主題的首屆查海論壇在遼寧省阜新市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會等文博考古機構的40余位業界專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查海遺址的重要發現，發掘文物、遺跡背后的歷史價值，尋找那跨越數千年的文明曙光。

“石堆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龍形象

1982年，在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沙拉鎮北查海村，遼寧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重要文化遺址——“查海遺址”。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一條長19.7米，寬1.8~2米的“石堆龍”的發現，讓查海遺址一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查海遺址發現至今雖已逾40年，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卻為之著迷，重要成果不斷涌現。

“起初，考古人員在查海遺址發現了兩件‘類龍紋陶片’，其中一為蜷曲的尾部，一為盤旋的龍體，同時帶有鱗狀的紋飾。但因為是局部碎片，在當時并未引起相應重視。”查海論壇上，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郭大順說，“而之后發現的‘石堆龍’，龍頭、龍頸、龍體、龍鱗、龍爪、龍尾等擺放分明，身體前部下方用石塊堆砌出像足又像云霧的襯托物，是迄今為止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龍形象，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

一直在深入研究查海遺址的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長高大倫認為，查海遺址最重要的發現就是“石堆龍”。它不僅是寫實的堆塑，更是查海先民們精神上的寄托。它的存在成為查海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進行龍崇拜的有力例證，對5000年外中華文明的起源、中華早期文明的探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從兩件“類龍紋陶片”的出土，到“石堆龍”的現身，查海遺址的發現似乎在向人們告知龍的真正含義。阜新查海遺址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李井巖對記者說：“‘石堆龍’的大型龍體代表著查海強大的形象。他們將被征服部落圖騰的一部分加到自己龍圖騰的身上，就逐漸形成了駝頭、鹿角、鷹爪、鯉身等各種動物形象于主體大蛇身上的中國龍。最終，龍在不斷地演化中，變為中華民族的象征，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國人的心中。”

類龍紋陶片 馮思媛攝/光明圖片

查海先民善識玉更會用玉

在沒有人造強光的情況下，如何精準辨別玉石？這一難題，查海先民在距今8000年時就已破解。此前，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查海遺址出土的玉器鑒定證明，“查海地區出土的玉器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真玉器。鑒定的8件玉器明顯地出自不只一塊玉料，這說明查海人鑒別玉料的水平已相當高，早早告別了真假玉混雜不清的階段。”因此，距今約8000年的查海玉器被公認為“世界第一真玉”。

玉器加工精度代表著生產力水平。在不斷地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又在查海遺址出土了我國最早的石軸承。國內研究中國古代玉器制作的專家鄧聰認為，石軸承的發現意味著查海玉器可能已進入規模化生產階段。“有軸承就說明有機械，用機械來加工玉器，就不單純是手工加工，這是一個跨時代的飛躍。”查海論壇期間，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館員李新全介紹。

目前查海遺址已出土玉器44件。按用途劃分，生產工具有玉斧、玉鑿等堅硬實用工具，在它們上端頂部及刃口均留有不同程度崩痕。有的刃口殘缺，可見是經常使用的實用器。而作為飾品的有玉玦、玉管、小玉環。“這些玉飾品加工技術成熟，表面拋光亮潔，形制規范，開始由實用屬性向審美屬性轉變，滿足人們審美的追求，更進一步證明生產力的飛躍。”李井巖對記者說。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非常重視查海玉器的發現，他認為，“查海玉器已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對玉材的認識，二是對玉的專業化加工，三是對玉的專用。社會分工導致社會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

“中國人是崇玉尚玉的民族，綿延不斷的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標志之一。查海玉器在滿足先民實用、審美價值的同時，其中蘊含代表一定‘德’和‘禮’思想的社會功能也漸以顯現。”李井巖介紹，“查海遺址墓葬出土的玉器只有玉玦和玉匕，玉玦在日常生活中佩戴行動就會脫落，實用性不強。而查海先民認為，用玉來殮葬可保尸身不腐，促使逝者再生轉世，這也是原始鬼神靈魂觀念的一種體現。”

文明源頭之上或有更早的文明曙光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郭大順在大凌河畔的牛河梁，發現了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廟、壇、冢，尋到了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將中國文明史向前推進1000年。而源頭之上，是否還存在著更早的文明曙光？

2021年1月1日，“阜新市查海文化遺址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阜新市成立查海遺址群保護及開發利用工作領導小組，持續推進查海遺址群保護開發利用及查海考古遺址公園籌建工作，使查海遺址有效保護、合理利用邁入正軌。8000年前的遙遠文明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也引發了人們無限遐想。

在眾多觀點中，吉林大學學者趙賓福認為，“中國現階段發現處在公元前7000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可按時間先后劃分為查海時代、仰韶時代、龍山時代。”這一觀點明確提出了“查海時代”的全新概念。對此，郭大順表示，“文明不只是物質概念，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概念。而在查海遺址，除了完整的聚落之外，還有玉、龍、石雕神人面像等發現，這就為叫響查海時代提供了考古證明。”

近年來，遼寧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山始終在查海遺址周圍考古。他認為，查海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圈體現在不同的文化區域，而北方的查海遺址群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點。

“我們在查海遺址開展植物考古，發現了小米，更加證實查海先民已經從事了農耕生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介紹，這表明，查海先民已經進入農業社會階段，為我們探討古代農業起源，追溯一萬年中華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物證據。

“總而言之，以查海遺址為代表的諸多遺址所展露出的新的文化因素已經讓世人得以窺探一個新的宏偉時代的雛形，反映出中國北方地區人類社會在距今8000年所發展出的社會文明程度。”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趙輝表示，考古人下一步目標是在查海遺址尋找文化線索，找到線索就能找到文化的源頭。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3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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