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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今年4月底出臺了第四期《海洋基本計劃》。作為國家海洋戰略的總綱領，它本應以促進海洋發展為宗旨，卻將“全政府推進綜合海洋安全保障”列為首要任務。日本鼓吹“中國增強軍事實力打破了印太力量平衡”，以“中國入侵領海”“中俄海上聯演”來渲染“日本國家利益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在重申上一期《海洋基本計劃》（2018年）提出的強軍、強海保、建立海域態勢感知（MDA）體系等綜合海洋安全舉措的基礎上，提出了“海洋數字化轉型”，升級MDA體系，大力發展水下無人裝備等新舉措；標榜將增加對“印太”國家的海洋安全援助，“維護并發展國際海洋秩序”。

日本國家海洋戰略大肆渲染安全焦慮，聚焦遏制中國。它是對2022年底修改的三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的注腳，也讓人不禁想起日本在國際舞臺上極力渲染“中國海上威脅”的表演。以G7為例，2016年G7伊勢志摩峰會上，安倍晉三賣力地向與會領導人描述“中國在東海、南海擴張”。安倍特將此寫進回憶錄，以努力構建“排華海上秩序”為榮。同樣寫進回憶錄的，還有他不斷向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灌輸“中國海上威脅論”的過往。無獨有偶，岸田文雄上臺后在親美疏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今年的G7廣島峰會上，他不僅老生常談東海南海問題，還鼓動G7通過粗暴干涉臺灣問題的聯合聲明。

日本像復讀機一樣四處散播“中國海上威脅論”，是策動東海、南海、臺海聯動的始作俑者。它持續通過偷換概念來編織謊言網，做著突破“和平憲法”、顛覆戰后國際秩序、謀求“政治大國化”和“以海遏華”的美夢。

渲染釣魚島“受威脅”，實質是以爭端為借口強化西南方向軍備。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然而日方不僅公然對釣魚島采取所謂“國有化”等非法行動，還將其包裝成“東海面臨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為自身發展“反擊能力”制造借口。從安倍二次執政開始，日本連年增加軍費和海保預算，在沖繩陳兵布陣、列裝導彈，在東海強化海軍、海警的海空存在，在西南方向的演習呈現高頻、高烈度、實戰化、國際化等特點。

佯裝“受害者”也是日本拉攏南海沿岸國，鼓吹東海、南海聯動，伺機尋求“軍力出海”的手段之一。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在安全合作上受制于戰后體制。它明明是南海域外國家，卻以“同為受害者的身份”頻頻介入南海問題，率先向南海沿岸國提供巡邏機、巡邏船、雷達、海洋安全人才培訓援助等，近期又拋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計劃，即專門的對外軍援機制。更明目張膽的是，日本隨美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周邊海域的實時船舶動態，聲稱美日提供的情報將與提供的巡邏船和海洋安全能力援助相配合，打造“對華合作網”。在修燈塔、防災減災等真正維護南海安全的事情上，日本沒做過幾件，最讓其上心的，只有拱火。

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日烏克蘭就是明日東亞”等，實質是造亂謀事、圈建“印太對華包圍圈”。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他國妄議。但日本似乎跳得比美國還高，一邊盤算著樹立“止戰”的正面形象，一邊想要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翻盤做“政治大國”。其自認為，如果“三海聯動”、臺海局勢動蕩，強軍備戰、對外軍援和搞所謂“反華同盟”等將具有所謂“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奉行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視中國的正當發展為威脅，是日本“以海遏華”最危險的底層邏輯。

東京揣著明白裝糊涂，沉浸在自己編織的涉海謊言之中，本應是和平、合作、友好的海洋被攪動得波瀾不斷。近百年前，日本自不量力、錯判大勢，致使國家陷入戰爭的泥潭，如今，日本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岔路口。

中國致力于穩定海上局勢，管控爭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日本盼亂、謀亂、造亂既不契合區域發展需求，也不符合地區國家愿望。美日同盟、“四方安全對話”、北約、“全球南方”等等，今年以來東京頻頻與它們聯系在一起，執意遏華的心思壓根沒藏住。

然而，且不談日本經濟不振、人口結構惡化和科技創新乏力，僅從安全戰略的落實來看，日本如今的防衛預算已是寅吃卯糧，自衛隊和海保廳也難以招上人來，它拿什么支撐自己“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野心？

更重要的是，中日兩國發展趨勢的鮮明對比。中國是陸海兼備的大國，海岸線綿長、島礁眾多，中國也是全球貨物貿易、海運第一大國，海上利益廣泛而深遠。中國向海而生、向海而興是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海洋強國建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東京自己也承認，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穩步推進，對日的海上優勢將越來越大。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它仍一意孤行破壞中日海上互信，到底誰才是難以承受的一方？（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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